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趸船的前世与今生

2011-04-13 中国海事网 中国海事网 65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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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趸船的前世与今生

       广州自古就是华南水运中心,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昔日珠江河道宽阔,舟楫泛江如过江之鲫。

  最常见的船艇有:横水渡、住家艇、渔帆、沙船、花尾渡、官船、洋轮、电船、拖渡、军舰、水师船、菜艇、花舫、紫洞艇、舢板、福音船等等,珠江宛如五光十色的中国船艇博览会。

  其中,珠江流域在近代还曾出现过一种颇为特别的怪船———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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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时珠江口停泊着

  二三十艘贮存鸦片的趸船

  趸船就是矩形平底船,比普通的船只高出一大截。

由于自身并无动力装置,所以并非是真正意义的航船。

它通常被固定在岸边,或抛锚江心,作水上浮仓或供船只泊靠的浮码头。

趸船初创于英国,获名“store ship”(水上仓库)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处于“一口通商”年代,广州成为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

当时,到中国经商的洋船进入广州以及人员上岸均受限制,处于广州城外的十三行,成了进行贸易和设置办事处的地方。

不少洋商在进行正常贸易时,还偷偷走私鸦片。

  鸦片当时属违禁品,存放在十三行货仓风险极大,一旦被官府查获,洋商就要被罚款和被驱逐出境。

  最初,洋商曾把鸦片存放在澳门,伺机运进内地,但这存在诸多不便。

个别洋商便在黄埔岛以南六七公里之处,在海上把“store ship”建立起来。

这样,囤放和转运鸦片便有了一个便捷和隐蔽的地方。

  在此之前,以英国人为首的洋商就有预谋地选择珠江口附近一些荒芜小岛或沙丘,以等候验关或晾晒货物为借口,建立立足点。

后来,一些英美公司以海轮拖引来趸船,在广州与香港海路的半程之处———虎门外海伶仃洋上抛锚,建起了几个较大规模的鸦片囤放点。

  这些趸船长四五十米,甚至上百米,连底舱共计三四层,凸出海面一二十米,堪称水上“巨无霸”

船内设备一应俱全,仓储、贸易和生活三位一体。

这些海面上的趸船与先前得手的岛屿据点,互成水陆呼应。

  于是乎,一艘艘飘扬着外国国旗的鸦片母船———趸船,接踵而至,最多时虎门海面竟有二三十艘趸船,有十多艘是长期停泊的,有铁质和木质的。

船上,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坠下,直落水下二三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一些相互为邻的趸船,还以粗缆连接,互相倚傍。

  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有远东最大的鸦片转运仓,比足球场还大的钢筋水泥烟仓里,货架林立,以瓦瓮盛装的烟土堆积如山,这是鸦片走私的源头。

  货主雇请大量印度“咕哩”日夜赤膊劳作,数以万箱计的鸦片源源不断装船输往中国。

  整船整船的鸦片运抵虎门海面后,再接驳上趸船贮存。

当时,每840公斤为一趸,约300趸为一船。

每艘趸船可存放鸦片1000至1500箱左右。

  早期的鸦片买卖,通常是本地奸商在十三行的洋行一手交钱,一手领单(称立券),凭单到停泊在珠江口外的趸船上过秤取货,然后即自雇驳船将烟土运回广州大窖口(花地一带),再拆包转卖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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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则徐从22艘趸船

  收缴近两万箱鸦片

  沿江海盗对以趸船为中心的鸦片买卖虎视眈眈,洋面上趸船的玄关之处是舱门和舷梯,常年处于海盗望远镜头监视之下,上落货物,人员进出一举一动均一览无遗。

但无奈洋人趸船上有武装兵丁把守,枪炮齐备,更兼壁立的船壳直上直下,难以攀爬。

而邻近也时有军舰游弋,轻易一般不敢下手抢掠。

  但曾经有几伙海盗纠合一起,驾驶近十艘船,趁夜雾掩护,降桅收桨,乘着海上涨潮,偷偷靠近一艘刚刚上满了鸦片的趸船,想来一手“黑吃黑”

  当海盗船靠近趸船,正准备向上抛放软梯时,被船顶值班水手听到声响。

于是,拉响船钟,船头船尾射灯打开。

趸船顶上机关枪的帆布迅速被掀开,子弹居高临下扫射下来,无处可避的海盗船被打得弹孔密布,海盗伤亡惨重。

几日后,近江墟镇上的棺材一时售罄。

  于是,海盗便转移了打劫目标,专挑前来趸船买货的船只、舢板下手,甚至有武装护航的买货船,海盗一样不放过。

  买家为躲避海盗的截劫和官府巡逻船的稽查,采用了“快蟹船”(亦称快鞋船)

快蟹船左右船舷可伸出50支长桨,可供成百强壮水手齐发力摇橹,顺风行船还能鼓起三张满帆,即使满载货物,在桨帆并举之下,依然行走如飞。

  快蟹船的两侧还围起铁丝网,可防御枪炮射来的铁砂和弹片。

最多时,珠江口有多达200艘快蟹船在江面上走私。

  后来,海盗也同样装备了快蟹船,甚至还动用了火轮和军舰参与劫掠。

抢掠与反抢掠,官匪驳火便常年在虎门一带水域上演。

  而洋商和本地买家,慢慢和官府巡查当局勾结,他们以2%的实物鸦片作为贿赂,也就是说,每运送10000箱鸦片要行贿200箱,于是,巡查当局对于鸦片走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为了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外国鸦片贩子还干脆自己直接从趸船上取货,走私到岸上的约定地点交货收银。

  当年在伶仃洋趸船上交易的鸦片,一箱“公班土”(compound ,合成之意)价格为800西班牙元,运到陆地后即升至1000多元。

  之后,趸船遂以燎原之势,向中国沿海和内地水域蔓延,香港、澳门、汕头、福州、厦门、宁波、镇江甚至上海等地水域,都可见其踪影,而且十之八九都与鸦片买卖相关。

  《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趸船’,凡内洋载鸦片之船曰趸船,省城包卖之户曰窑户。

  1835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禁烟:对外驱逐装载鸦片的趸船,对内查封囤积鸦片的窑口。

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他首先传令洋商将趸船上的所有鸦片尽数缴交。

后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抵虎门缴鸦片,从22艘趸船上,收缴了19187箱又2119袋(每袋约115公斤)鸦片。

  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仍源源不断从趸船上流入广州。

  鸦片在华的销售数量,一年多于一年。

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每年仅为20000箱。

《南京条约》签定以后,第一年就涨至36700箱。

到了1859年,已近60000箱了,趸船遂被国人称之为大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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