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开局之年。
2月10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长江十年禁捕，共计退捕上岸渔船11.1万艘、涉及渔民23.1万人,目前渔船渔民退捕基本完成。
整个过程中，退捕如何退？安家如何安？转产如何转？这些都是落在每一个渔民身上实实在在的问题。
退捕如何退？
年近50的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洪强村村民王福明，只要有空都会回渔村转转，坐在他家之前水泥船靠泊的岸口，一个人发呆。岸边很少有人路过，往日的热闹一去不复返，“这心头呀，跟这湖面一样，空空荡荡的。”
就在四个月前，王福明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水泥船以及外出捕鱼的小船，都被挖掘机拆除了，“签字的时候，我让我爸去的，我不想看。”春风荡开湖水，把王福明往岸上推了又推。
交出水泥住家船后，王福明获赔了十二万多。“别人比我船小两倍，都能赔个十五六万。”王福明有些不平，“我买这水泥住家船外加装修，花了将近二十万，赔的钱连成本都不够。既然都是‘拆迁’，为什么标准不一样？”王福明习惯把退捕称作“拆迁”，在他朴素的逻辑里，拆迁就应该按照住房面积进行补偿。
前些年为了增加收入，王福明和同村渔民一起合作，在洪泽湖里进行围网养殖，当时政府批准了五十多亩水域，如今围网全部拆除，“我们积极响应，是去年拆的，一亩才赔一千多，那些拖到今年的，一亩赔了一万多。”王福明很委屈，“怎么响应政策还少赔了几十万？”
2020年9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江苏省长江流域禁捕退捕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指出，在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涉及两个及以上设区市或县（市、区）的跨界水域退捕，尽可能统一补偿和安置政策，缩小相对差距，实现同一个水域内基本平衡、相对公平。
江苏省推进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同一个市县，标准是一致的。退捕补偿款的多少与地区有关，不同地区政策不同。”补偿标准差异的背后，实际是各地区财力的差距。
渔民退捕补偿款主要分为三部分：捕捞权收回、专用生产设备报废和软性补助。为保障渔民的生活，当地政府完善社保政策，对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渔民，根据参保人选择年缴费档次，由政府为其代缴养老保险费，做到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家庭成员应保尽保。
“上交捕捞证，我们应该拿到十九万八的补偿，但钱影子都没见到，政府直接就给我父母买了养老保险。”王福明满心疑惑，“老两口都已经73岁了，买哪门子养老保险？每个月领700多块养老金，得等多少年才能把这将近二十万补偿款给领回来？”
“打了半辈子鱼，怎么突然说不打，就不能打了？”捏着总共十几万的补偿款，王福明突然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安家如何安？
回忆起小时候捕鱼，王福明一脸灿然：“那时候鱼好多！黑黢黢的，一群接着一群！”八岁那年，王福明跟随父亲外出捕鱼。这是他对洪泽湖的最初印象，那时候码头少、货船少，放眼望去，岸边芦苇随风摇晃。“我们就喝洪泽湖里的水，加点明矾，净化几分钟就可以喝了，特别甜。”
那时候捕捞工具落后，但每次撒网都能逮住大鱼，有一次直接捞起一条将近六十斤的鲶鱼，“虽然当时只卖了二十块钱，但那时候物价低，都够全家人一个星期的口粮了。”回忆起过往，王福明满脸幸福。
如今赤脚上岸，是全然不同的生活。
因为祖祖辈辈从事捕鱼，大多数渔民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宅基地。“以前一家人都住在水泥住家船上，四个大房间，两百多平哩，上面卧室、厨房、客厅、卫生间，应有尽有。现在船没了，父母都已经七十好几了，还和我们一起挤在这400块一月的出租屋里。”
安居，才能乐业。
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追求，也是上岸后渔民的梦想。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渔民居住的问题，渔民居有所安，长江十年禁捕才能真正“立得住”。
王福明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捕捞工作，在船上出生、长大，岸上没有住所。渔船回收后，像他这样的渔民如何安置？洪泽县洪强村书记张军告诉记者，渔民上岸后，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房，住自建房，租廉租房或公租房。“王福明相较于其他渔民，家庭经济相对困难，正在给他争取安置房。”
2006年，王福明妻子因病去世，他咬着牙跟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大儿子考生了南京的二本，在南京找了个月薪四千五的文职工作，房租得一千多，“生活成本太高，干脆辞职回家了。”
小儿子如今24岁了，念完初中就没读书了，学历低也不好求职，一直跟着王福明打工或者捕鱼。“政府答应的安置房也没下来，也买不起商品房。”
“生活成本高啊，如今两个儿子都到了结婚成家的年纪，房车加上彩礼，两个娃，没两百万是办不下来的，可我们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王福明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突然陷入了沉默。
“在水上，一天三百五百至少能够保证有口饭吃，现在一家人困在出租房里啃老本。”王福明有些怅然，“不习惯在岸上过活，想念以前捕鱼的感觉。”
“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祖祖辈辈都在水上过活，现在我老了，不让去水上了，不知道能干个啥……”王福明远眺着洪泽湖，眼神却失了焦。
转产如何转？
“以前运气好的时候，一网下去，指不定就能网个几千块。”王福明感慨道，洪泽湖水域环境变差，土生土长的渔民最有发言权，“现在水质越来越差了，鱼越来越少了，再也回不去了，长江禁捕，其实我们渔民也支持。”
许多人竭泽而渔，采取“电毒炸”“绝户网”等非法作业方式，有专家称，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2020年7月1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曾告诉媒体，近年来，长江已经基本丧失捕捞生产价值，“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但在业内专家们看来，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过度捕捞外，长江水域环境污染、违规采砂、外来物种违规引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长江鱼类原有的生态系统。
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2003年以来，长江流域实行每年3至4个月的禁渔期。“你知道洪泽湖前些年被开发得有多严重吗？到处都是化工厂、造纸厂、钢铁厂……鱼变得很少，很难抓到鱼卖钱。”王福明早些年就开始做两手打算，休渔期就外出打工，开捕后，就回家打鱼。
从2012年开始，王福明就外出打工，带着同村的渔民去东北哈尔滨开清淤船，后来老板犯事儿入狱，王福明作为这群农民工组织者，被讨要薪资，他借债三十多万填了这个窟窿。
后来又去哈尔滨太阳岛给人打工，干了一年，老板跑路了，将近四万块的工资，又没了着落。“买清淤船设备花了一百多万，现在还欠着六十多万。”如今十年禁渔，还清账款的日子，王福明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
2020年11月3日，时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称，此次退捕渔民中，5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80%，转产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只会捕鱼，没读过书，其他技术上的活儿，也学不会。”王福明感慨道，“出去打工也只是卖苦力，钱少活多工作累，比打鱼辛苦多了。”他说政府也会安排工作，“比如进工厂，当保安，两千块一个月，这点工资，怎么养活一家人？”
想着继续外出打工，“可一出去因为疫情防控就得隔离半个月，酒店费用必须自己出，加上生活费，得好几千……”王福明勾着头，自言自语地算着这笔成本账，“但还是必须走出去呀，离开水上，也得好好地活。”
“我们渔民吧，就像这洪泽湖的鱼，只有大环境变好了，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好。”王福民像是在向记者诉说，也像是讲给跟前陪了他几十年的洪泽湖听，“十年禁捕，是为了更好的生态，我支持，十年后，等这里的水更清了，鱼更多了，我还要再回来，打更大的鱼……”
洪泽湖的夕阳，打在王福明黝黑的脸上，暖暖的，泛着紫红色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