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公益社和慈善会等对加强海员的团结和提高海员的觉悟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组织较松散，缺少带领海员争取正当权益、与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进行斗争的能力。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航运竞争加剧。大小包工头盘剥有增无减，海员工资微薄，而物价不断上涨，香港 1920 年的物价为战前的两倍。香港海员还受到失业的威胁，失业者达 2 万余人。香港海员长期遭受大小包工头的剥削，对包工头特别痛恨。当时，香港共有 30 多家轮船公司，大多采取包工制，只有昌兴公司历来是自行雇工，但要工人“联保”，即互相保证不私逃外国，如有逃跑者，联保人要被罚款，一般情况下海员们宁愿互相“联保”，也不要包工头的中间盘剥。
海员们感到，慈善会虽然能够为海员办事，但毕竟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纷纷要求成立一个能真正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会。
1920 年 11 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乘坐的是昌兴公司的“俄国皇后”号（Empress of Russia）。有感于海员对革命贡献以及深受民族压迫和剥削，他在船上对海员作演讲，鼓励海员参加革命，组织工会，还亲笔题写“博爱”两字送给海员。
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博爱
1920 年 12 月1 日，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自任内政部长。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林伟民、翟汉奇、邝达生、何盖民、苏兆征、冯永垣等人利用当时广东的有利形势，积极活动，组织工会。
1920 年 12 月初，以中华海员慈善会名义召集各馆口代表开会，商讨组织工会。出席代表 60 多人，多数代表提议将中华海员慈善会改组为海员工会，但考虑到港英当局不准许工人组织社团以及先前中华海员慈善会立案的曲折过程，决定不将慈善会改组为海员工会，而由到会代表发起，直接组织工会。到会 60 多人，代表陶义阁、义庆阁、和美阁、松庆阁、琼海阁、庆宋山房、乐雅山房等 130 多间行船馆签名作为发起人。会上，即席选出林伟民等 17 人作为筹备委员（都是慈善会的成员），决定由各行船馆暂借出 20元作为经费，租房作为筹备处。最后，会议选举林伟民（乐雅山房代表）、罗贵生（广义和代表）、翟汉奇（致中和代表）、冯永垣（群义阁代表）、邝达生（义和阁代表）、陈炳生（满提高轮代表）、陈一擎（满提高轮代表）、谭华泽（叙义阁代表）、麦兴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会。不久，即租得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137 号3楼为筹备处办公地点，1920 年 12 月，宣布成立海员工会筹备会。
林伟民-时任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筹备会成立后，开始积极动员海员加入工会。一些海员因受过大包工头或办馆恐吓，对加入工会持观望态度。为此，筹备会决定各筹备委员分头赴行船馆及各轮船，以谈心、讲故事、讲道理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海员作宣传鼓动工作。经过 5 个月的努力，征得会员 2000 多人后，筹备委员会就成立海员工会并要求港英当局批准立案。但是，港英当局以未有批准成立工会的先例，不予同意。为了海员正当的要求能得到实现、工人权益能得到保障，在 1921 年初，香港海员又进一步酝酿成立工会。适值当时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是英国工党党员，政治上有改良倾向，允许海员工人成立工会。香港海员工人利用这一机会聘请律师延布律顿到伦敦备案，并向香港华民政务司申请注册获批准。
1921年 3 月 5 日，海员工会筹备会召开干事会进行选举。当时，未有采用代表大会制，而以干事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凡积极支持工会、吸收会员最多的船，可选出代表为工会干事），由干事会议再选出仅限于香港的委员。陈炳生被选为会长，蔡文修为副会长，翟汉奇为司理，罗贵生为司库，林伟民、邝达生为交际，冯永垣为调查，共计 7 名委员。委员和部分干事组成干事部负责常务工作。关于海员工会的名称，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仿照欧美国家海员工会的形式，按照不同的工种，分别成立工会，例如美国的海员，按水手、火夫、机工等分别组织工会。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将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既表示海员工人的联合，又表示它是产业性的。
1921年 4 月 6 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宣布成立。孙中山指示广州军政府内政部为工会注册，并派议员王斧军为代表前来祝贺。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证章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它的成立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运动的崛起的先声，直接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