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保公司、典当行、创投、小额贷款公司等诸种模式之后，融资租赁是目前温州民间资本阳光化路途上，最接近成功的尝试
听说接到了新订单，章华第二天中午就从上海回到了温州乐清。
就连上海几十套房产究竟如何处置，也不再关心,“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归实业。
”
2003年，章华卖掉了经营多年的小型五金厂，又从温州的“抬会”借款，凑足700万元买下了乐清一个小船厂。
章华的 “发迹”由此开始，“把船台租出去，最好的时候，一个月租金就能收100万。
”而租下船台的人，再去“抬会”集资，“一借就是2000万，连订单都不需要，只管造，造好就有人抢着要，一年的利润超过30%。
”
泡沫在2008年破灭了，乐清上百家私营小船厂陷入绝境：造好的船没人要，船台租金从上百万元一个月降到10万元都无人问津。
章华的船厂也停工了，资金全部进了楼市和股市。
这绝非他的本意。
“温州很多实业起家的商人其实并不喜欢炒股、炒房，那一般都是太太的工作，用的也多是闲置资金。
”
回归实业的第一步，是借钱。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望东方周刊》，乐清的小船厂造船大都是“临时组合”：“接到订单后，再去融资。
一般情况下，造船厂借款的年利大约是20%，而造船的利润则在35%左右。
”
因此，每笔订单仍有大约15%的利润，“乐清、台州很多小船厂就这样复苏了。
”周德文说，借钱开工的不仅是小船厂，各个行业都有资本在回归。
问题是，随着温州资金在全国各地“四处流窜”，温州本地的民间借贷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周德文说，虽然温州仍有超过6000亿元的资金存在银行寻找出路，但因为投机风气盛行，民间借贷的风险也在增加。
章华也发现，以往前一天晚上打几个电话，第二天几千万元借款就到账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大家更加谨慎了，就怕你把钱拿去不是做生意，而是投机。
” 好在，参加了几个“同学会”、“战友会”后，资金终于筹到了，渠道则是目前正在温州盛行的“融资租赁”模式。
融资租赁温州复兴
融资租赁，是指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
这种模式的要旨在于“借鸡生蛋，卖蛋买鸡”：出租人出资购买标的物并租赁给承租人使用；出租人保留设备的所有权，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支付租金而享有使用权，并负责租赁期间设备的管理、维修和保养。
章华的融资租赁，则更为曲折。
他将自己的船厂折价，“卖给”了融资租赁公司，然后以支付租金的形式，将船厂“租”下来使用，等工程完工，再把船厂给“买”回来。
帮章华完成了这一系列操作的李东阳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模式名为“售后回租”，是目前温州最流行的融资租赁手法之一。
虽然流程复杂，但好处却有很多：“船厂的所有权变更到了我这里，这比银行的抵押贷款还要安全，一旦资金出了问题，直接就可以收厂；而且，以租金形式回收资金，利润更高，也没有法律风险。
”
另一种较为流行的模式是直接租赁。
“江苏一家做汽车内板件模具的工厂，以前以低端的内板模具为主，不久前拿到了一个高端产品订单，利润高，又能帮助企业转型到高端产品线上。
老板开心了好几天，又要买进口龙门加工中心，又要买地建厂扩产，结果跑出去一说，要3年才能出效益还钱，没人肯借钱给他，外贸形势其实还很不明朗，谁知道3年以后，这个厂还在不在？”李东阳说，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李东阳出钱买了设备，以3年为期租给这家企业。
虽然刚刚在温州兴起，但融资租赁并不是新概念。
按照业内的说法，目前美国设备厂商至少三成的产品都是通过融资租赁模式进入市场的。
早在1980年代，这种模式就已在中国出现。
安吉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骏告诉《望东方周刊》，最初的时候，融资租赁业务以中外合资的租赁公司引进国外设备为主。
后来，随着国家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国融资租赁业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期，但很快就广泛陷入“欠租”泥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行业雪上加霜，此后，由于一些关键政策的缺位，融资租赁行业始终没有复苏。
一直到近2年，政策松动和企业融资难，才让融资租赁行业重新活跃。
和温州民间融资租赁的自发崛起不同，安吉租赁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队。
安吉租赁隶属于上汽集团，于2006年4月获得国家商务部和税务总局设立专业融资租赁公司的批准。
安吉租赁最近的一笔“大生意”是向新华联合冶金投资集团旗下的沧州中铁装备制造材料有限公司出租一套转炉余热发电成套设备，涉及总价7000万元。
新华联合副董事长孙翔告诉《望东方周刊》，这套设备每年能产生8000万度电，“1到2年就能回收成本，之后就是很好的利润来源。
”最关键的是，这套设备没有大量占用企业的资金。
相较于银行贷款，“租”设备避免了企业的大量负债，租金也可以纳入经营成本，进而在税收上获得减免。
民间融资阳光化的迷茫
从担保公司到寄售行，再到PE/VC挨个尝试，现在又开办了融资租赁公司的温州人徐英造告诉本刊记者，融资租赁目前算是温州民间资本阳光化路途上，最接近成功的尝试。
担保公司和典当行，是温州民间资本走向阳光化的第一次主要尝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温州大量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又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担保公司因此大量出现。
徐英造也和几家制造业老板合资开办了一家担保公司。
“2009年底温州公布过一个数据，光登记在册的担保公司就超过150家，规模靠前的42家企业总注册资本达到13亿元。
”门槛更低的典当行业作为担保公司的“变种”，从2008年到2009年的2年内，也新进了超过3亿元的民间资本。
“如果算上没有登记的隐形资金，总量起码是官方统计数字的3倍以上。
”
此前，温州民间资本借贷的主要模式还是“抬会”，即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小范围集资和借贷。
但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大范围资金紧缺，“必须寻求小范围之外的资金。
于是担保业开始了大发展。
”
说是担保，其实大多数担保公司做的还是地下钱庄的生意，如票据贴现、保证金垫资、代还贷款等。
“借钱的大部分是赌徒，因为喝下去的是水，吐出来的是血。
”徐英造说，让他心有余悸的是，鉴于温州担保市场的混乱，2007年，一个来自中央的调查组还曾专门进驻温州进行整治，“难保不会有下一次。
”
于是，徐英造转行开了一家典当行，实际却是换汤不换药，“业务还是那些。
”为的只是避开政策监管的重点行业。
后来，准入门槛更低，不需要前置审批的“寄售行”也兴起了。
名为“寄售”，实为资金拆借。
徐英造说，这在温州早就是公开化的状态，“有的地方，一条街上十几家寄售行，利润，则起码在20%以上。
”
但门槛步步降低的后果，是竞争益发激烈，以及日益膨胀的风险。
2009年底，徐英造将资金转移到了创投业，也就是VC和PE。
虽然在徐英造和众多同行者的努力下，“温州式创投”名噪一时，但现实是“这些资金90%以上都挤在了企业Pre-IPO项目上”。
因为温州资本难以信任脱离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专业管理团队，本身又不具备现代的资本运作手法。
徐英造告诉本刊记者，这意味着“对早期项目难以准确判断价值，只能转向即将上市的项目”。
但问题是：Pre-IPO项目不缺钱，缺的是上市过程中的运作能力，而这却正是温州资金的弱项。
至于完全“阳光化”的小额贷款公司，则成了“实力雄厚的骨干企业的游戏”。
按照周德文的说法，即便如此，小额贷款公司也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待遇而处境尴尬。
“灰色”身份下的转型冲动
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是因为融资租赁解决了一个难题—— 钱借出去之后，究竟用在了哪里。
“如果客户找我们融资，一部分资金到位之后，客户就必须让我们看到，他买了哪些设备，什么原料。
”福建人吕军在上海经营一家担保公司，金融危机后，他把客户范围限定为福建某地的十几家石材企业。
由石材企业共同出资入股担保企业，再互相担保以获得融资，这种办法在担保行业曾风靡一时，但吕军也在向融资租赁业务转型。
除了对资金掌控能力强外，吕军还看重融资租赁模式的“风险收益比”。
目前，国内担保公司的运作状态是：担保公司必须先拿出巨额资金在银行开设保证金账户，出问题后，银行先从保证金账户中把钱划走，风险完全落在担保公司头上。
“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吕军说，银行的风险转嫁也在推动上海越来越多的担保公司向融资租赁转型。
但在章骏看来，民营借贷走融资租赁道路，并不是看上
